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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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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ond 发表于 2020-7-24 22:47:0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beyond
2020-7-24 22:47:03 158 0 看全部
一一三台记忆一一

      1968年夏天,文革爆发已两年之久,我这个六六届高中毕业生,这段时间无意卷入派别争斗,就当“逍遥派”,不向潘,不向杨,在生产队劳动度时光。有一天,我忽然想到,以后高考,我沒在文革的大风浪中冲锋陷阵,能通过政审吗?此后我忧心忡忡起来。又一想,在县里两派争斗中,不能长期游离之外,我也当有自己的一边归宿,就决定去三台投奔住那里的学校燎原红卫兵。

      母亲沒阻拦,因为我已经上了这么多年学,母亲理解我的心情。

      我是淀里人,去三台,县里两派武斗据点林立,多处把关设卡,路上多险,就按别人指点,走远路,走平安路一一从千里堤北行到雄县,再西行到容城,从容城南行即到三台。

      那天,一位叔父划船把我送到千里堤上的西大坞村。下了船,告辞叔父,背起简单行装,踏着堤顶向北走去。堤上,寂寥人稀,回望家乡水庄轮廓,渐渐模糊起来。我从小生长在红旗下,沐浴在党的阳光中,如今这攻村占点的局面,不像是到了战争年代吗?虽说是我决计要去三台,但无奈的离家出走,还是让我有几分黯然情伤。

过了十二座连桥遗址,就到赵北口了。在我那时的印象中,赵北口好像是遥远的边塞。我很少到这里,今日路过,我决定去看望杨景山同学。

到了赵北口东街大队杨景山家,他看到我,喜出望外,激情地说:“想不到这个时候你会来到我家!”景山的父母大叔大婶望着我,慈祥地问长问短,笑嘻嘻地听着我和景山滔滔不绝的话语。

我和景山是同班同学,高考时又一同报考的文史科,所以话语自然更多,谈了一下午,我只好宿在他家。第二天,我去三台心切,就准备动身,景山急了,大声说:“你就待着吧!要不是路过,咱们就很难有见面的机会了。”大婶说:“你就待几天吧,不把你当客人,只把你当孩子,家里吃什么,你就一起吃什么。”盛情难却,我就只好又住了一宿。

第三天,景山早早起床,对我说:“吃过早饭,咱们去看望何光开同学吧。”何光开(已去世)也是我们同班同学,家住赵北口公社的何庄子村。到了何庄子,何光开同样如喜从天降,那头发斑白的大叔大婶忙张罗给我们做那个年代像是像样的饭菜。三位同学聚在一起,话题更广了,谈文革后各自的经历,更多的是谈对眼前形势的看法。

我们三人吃过午饭后又谈了很久,景山才告辞回赵北口,我就宿在了何光开家。

第二天早晨,何家的大叔大婶早把鲤鱼炖好,锅贴饼子,又黄又脆,我津津有味地吃过早饭就告辞上路了,光开把我送出了很远很远。

我背着简单行装,独自行在路上。长这么大,这是第一次独自深入社会中,我就想起老人们的教诲,出门在外,多拿眼力,多长心眼儿。

过了十里铺,大约又走了一个小时才到达雄县县城。此时将近中午,我并沒有一点饥饿的感觉。路过南关,只见有几个小拉车摆放的买卖摊位,卖花生,卖馒头、窝头,卖豆腐脑。武斗中多家商店关闭,大街小巷冷冷清清,能有几个摊位卖吃的,显出了特殊时期的几分生气。

我无暇在此盘桓,转身朝西走去。走了大约半里路,后面赶来一辆马车,车把式看上去五十多岁,面色微红,身板刚健。他见我一人背着行装而行,就把车停下,对我说:“小伙子,上来吧!就伴儿说说话多好!”喜从天降,我惊喜地问:“大叔,咱们走的是一条路吗?”“你往西,我也往西,还能是两条路吗?哈哈!”我怀着谢天谢地的心情上了车。

他的车是卸了木料后返回容城的,我们正好是一条路。这是我第一次行这里的路,很生疏。他边走边给我指点,这个村是西楼,那个村是仇小王,前面的村又是大平王……这位大叔确实健谈,谈到他们的生产大队,谈到他们的生产队,又谈到他们生产队成群的骡马,谈到社员充满对未来的美好希望。谈到眼下的武斗时,他说:“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怎么能动枪动炮?要听从党中央的,要文斗,不要武斗嘛!”我想,这位大叔虽健谈,他把我叫到车上,绝不是为了便于唠嗑解闷。当时的社会氛围是,学习雷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位大叔把我叫到车上,充分体现出,待人如待已,助人为乐的那个时代精神。此时,让我不再感到,“在家千日好,出门事事难”了。

到了容城以后,这位大叔还需西行,就歉意地说不能帮人帮到底了。他给我指出一条路,说一直南行,过了白垄、东牛就到三台。

我又独自行在田间小路上,大庄稼长高了,风声起,庄田发出“沙沙”声,顿感孤凄惊悚。又一想,我这第一次独自远行,虽逢两派武斗,但感到,亲情、友情、同学情、普通人之间的情都如春光融融,仿佛时时温暖在我的心上。由此,我就增添了力量,充满了信心,大步流星,无所畏惧地一直朝南走去。太阳还有两竿多高时,我到了三台山西村。

山西村,是安新中学红卫兵住的地方。到山西村后,我见到了同学,见到了部分老师和学校的部分领导,他们都表示欢迎我的到来。我被安排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节目,因为我从初中到高中,一直喜欢吹笛子。排节目,出村演出节目,是工作,也是乐趣,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对家乡的思念。我们也用不少时间向社员群众作宣传。宣传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宣传两报一刊社论,实话说,也夹杂上一些派性宣传。

三台在县的西北面,我的家在县的东南面,掉着角,离得远,对三台很陌生。但在三台住了一年多时间,对三台六村十八疃的古朴民风,对三台人的革命热忱,对社员群众的勤劳,以队为家的品德有了深刻了解,使这个曾陌生的地方让我终生难以忘怀。

我到三台后,与马振标等几位同学住在山西村东头六队的凌大伯家,只听村里人叫他大凌群。凌大伯看上去六十多岁,高大的身材,白净的圆脸,慈眉善目,短发已经花白,说话声音宏大高亢。

凌大伯是双烈属,他的两个儿子都为革命牺牲了。凌家后继无人,就要了个叫喜生的孙子嗣立门户。当时喜生刚刚结婚,见此情况,我们理应叫他爷爷。凌大伯说:“还是叫大伯吧,叫爷爷就更催我老了。”说得大家都笑了。那位大妈说:“就叫大伯吧,这样我看着你们就便像是自家的孩子。”

双烈属,两个儿子都为革命牺牲了,我不由地对凌大伯肃然起敬,对我们这革命老区引以自豪。一次,凌大伯问起我的家庭情况,我说:“我是烈士孑弟,父亲为革命牺牲了。”他急问:“你父亲任什么职务?牺牲在哪儿?”我说:“任当时十分区容城县公安局一股股长,在留通与王凤岗爪牙遭遇牺牲的。”“哎一一”凌大伯长长地出了口气,说:“咱们都是革命的同路人啊!我没文化,可是我知道国家这两个字国在前,家在后,先国后家,国难当头,不为国上战场,也就不会有自己的家了。”这话语,让我看到了烈士的父亲宽广、博大的革命胸怀,我对三台就更有了亲切感,崇敬感。

住在凌大伯家,是我第一次与房东打交道。我们几人向革命战士学习,与房东亲如一家,尊重房东,关爱房东,为房东干些力所能及的活计。有一天,我们几人又早早起床,悄悄打扫院落,凌大伯走到院里对我们说:“孩子们,你们就多睡会儿吧!你们每天排练节目,还做宣传,也够累的。我老了,干点儿家务活儿也是锻炼。”说着,他就绰起了一把扫帚,和我们一同把院落打扫干净。

我们每天在红卫兵伙房吃过晚饭后,开一次总结会,总结本天的工作,提出明天的任务,之后才回到凌大伯家中。

凌大伯不吸烟,也不喝酒,唯一的嗜好是喝茶。有一天晚饭后我们回到家中,凌大伯给我们沏了一大壶茶,说:“你们喝吧。这是刚买的好花茶,八块钱一斤。”这个单价,在那时显得很贵重。我们几人没喝几口,因为我们没喝茶的习惯,我们都年青力壮,血气方刚,最爱喝的倒是这里的井拔凉水。

只有晚上我们才有时间和大伯、大妈坐坐。大伯沒读过书,但他阅历丰富,人情事理通达,还有他那先国后家的高尚情操,使他在我们面前,像位导师一样指引我们在人生路上走正,走稳。他常告诫我们要仁义道德,要尊敬师长,要孝顺父母,要关爱他人。不做违纪违法的事情,不拿一分一厘不义之财,要工工本本地做人,要勤勤恳恳地做事。在凌大伯家住了四个来月,受到他老人家的谆谆教诲,让我深深感到,这教诲对我们年青人的健康成长,对我们高尚人格的形成,有巨大现实意义。

刘德和是我们的师弟,家住山西村,他几次邀我到他家住,我和另两位同学就搬到了刘德和家。

山西村西有座桥,过了桥路南,有二十多户人家,这里叫小庄,是山西村第十七生产队,刘德和家就住在这里。

到了刘德和家,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他的母亲。这位大婶五十多岁,中等身材,长方形的脸显得有些清癯,但满面是健康的容光。像一般乡间妇女一样,她也留着齐肩长发,在项后用长发卡把发卡住,就显得轻松利索了。她穿着天蓝色的带大襟的褂子,褂子被洗得已泛出白色,这白色闪现出农家女的勤劳与俭朴。

白天我们去做自己的事情,晚上回到刘德和家,这位大婶天天坐在炕上“嗡嗡”地纺线,因为纺线织布是三台人的一项重要生计。沒过多久,我就得知这位大婶是位共产党员。作闺女时在娘家村里的青年团、妇联会积极工作;出阁到婆家,在轰轰烈烈的农村工作中,絲毫沒减少对革命工作的热情。当时是武斗局面,大婶对村里,生产队里的会议从不缺席,这就常使我想起《革命人永远是年青》那首歌。大婶早就挑上了生活重担,对工作热忱不减,又勤劳持家,让人对大婶肃然起敬。她们这代人,作闺女的时代为农村基层工作跑前跑后,出嫁了,依然紧跟党走,她们为共和国大厦的根基填了砖,培了土。

我们比刘德和稍大,大婶就把我们当成她自己的孩子,她家烀了山药,就紧让我们吃,说:“这山药是穷人的点心,你们尝尝,这刚刨来的山药过面,过甜。”我们嚼在嘴里,果然是,三台的山药好吃。我们慢慢得知,三台人的口语中,多用“过”取代副词“很”、“特別”、“非常”。这不足为奇,十里之外无乡音嘛!

在刘德和家居住不久,就到了冬三月,每个晚上都是漫长的。大婶晚上若没有别的事情,就坐在炕上纺线,时常和我们说家常。她还给我们讲农村实际工作的故事,讲工作中遇到的阻力、挫折,以及克服困难的坚定信心。在这里,我看到了一个农村女共产党员的崇高品质,看到了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她们对农村基层工作做出的巨大贡献。

来三台时,我带了一部《小学生字典》。这部字典是文革中出版的,选取汉字少,释词条目少,无书可读,我有时就在漫长的晚上看、记这部字典。日积月累,我掌握了不少新的汉字,我尤其注重那些口语中常用而书本上很少见的字词。大婶见我看书,总是投来赞许的目光,说:“挑着什么就当吆喝什么。你们还是学生,就应该不离书本,不论干什么,都是一分功夫一分收获。”大婶沒上过学,在长期农村基层工作中她体会到文化的重要性,所以她才鼓励我们别忘读书学习。

当时县里的两派,县城是一派最大的据点,三台是另一派最大的据点。两派武斗,停停打打,松松紧紧,一张一弛,一险一夷。在小庄刘德和家度过冬三月后,两派的武斗又紧张起来,对方扬言要攻打三台。小庄在山西村大桥西侧,像是在护城河之外,倘若对立面来攻打三台,这里就危险,所以让我们又搬到大桥东面的村内。

我就又搬到了另一家。这一家,在路南,靠近大桥,属于十九生产队,家中只有一人,叫赵小国。这个新房东看上去有三十来岁,长得瘦弱,也不高大,说话细声细语,但说得都在理上,给人老实本分的印象。他家是两间很矮的正房,屋内一明一暗,门前的小院是个土坑,下雨时常积水。我到三台半年之久了,才发现只有小国家沒有拉上电灯,还在用煤油灯照亮。不知小国貌不惊人还是因为家中一片寒酸,他一直没娶上个媳妇一一三台叫打光柄儿,我们水乡叫打光棍儿。

很快我们就亲切相处起来,我把他当作一个长兄,亲昵地叫他国哥。开春了,长天大日了,晚上的时间显得很短,我就不在灯下看书了,也没显出无电灯的别扭。

从家来三台时,我只带了几元钱。到三台后吃饭不花钱,住的地方有房东,头疼脑热的到公社卫生所拿药也不花钱,买块肥皂,买袋牙膏,那也是几角钱的事,所以带来的钱就静静地压在兜里。文革爆发后,学生的纪律性淡化了,不少学生开始吸烟,我也成了其中的一个。到三台后,我有时到位于申明亭的三台供销社花七、八角钱买斤烟叶,用纸卷着抽,这也是我一项不大的开支。

国哥和我一样,也吸烟,也是用纸卷着吸。晚上或者午休时候,在安静的屋内,我和国哥常吸着烟唠嗑。他吸的是自家种的大叶烟,有时我们把烟交换一下,我吸不了他的烟,劲儿大,呛嗓。

过了一段时间,我感到国哥是个老实人,是个善良人,是个以生产队为家的人。他不是队长,只是一个普通社员,但从他的言谈举止看,他时刻挂心着队里的生产,队里的麦收、大秋的收成。麦收时节的一天,他早早地下地去割麦了,中午休麦晌时,他躺下不久,一声惊雷让他急急坐起,忙披衣向外跑去,口中不住地嘟囔:“队里的麦秸沒苫好……”

在国哥家住了一程子,因为我们排练的节目不能到全县各地去演出,就显得轻松了,常常是自由学习两报一刊上的文章。

每天国哥到生产队去上工,我就独自守护在他的家里。此时,我读完了一部长篇小说《奥勃洛摩夫》,这是俄国作家冈察洛夫写的。小说中人物语言描写,场景描写以及对人性善恶的判断,都有独到之处,我就一章章地作读书笔记。

国哥家没有桌椅,我就把他的吃饭桌放在地下,坐着个小木凳书写。那些天,桥头附近一位耳朵有些失聪的老人常拄手杖来国哥家,与我说话,看着我写笔记。这位老人我并不陌生,常在桥头与他见面。他身材不高,短发已花白,圆脸上泛着红黑色的健康光芒。听人们说,这是冯小法的父亲,冯小法是当时大队里的主要干部。

这位大伯常来光顾,我就有些纳闷。原来,这位大伯听别人说我是水乡人,就想问我的村名,我告诉了他,他又打听一个人,他说出的是我父亲的名字。我惊奇地说:“那是我父亲呀!”他好像找到了某种答案,欣喜地说:“这些天我常看着你的面容和你父亲很相似,又听说你是水乡的,我早想问问你,今天终于证实了我沒看错。你父亲是个革命好同志,。那时我在村里当干部,你父亲几次到三台来推行工作,帮我们肃清了暗藏的阶级敌人,打退了还乡团一次次反扑。哎一一革命就会有牺牲啊!”说着,他脸上显出怀念的表情。

父亲牺牲时我不满周岁,以后听村里人说,奶奶去世前病重时,听说父亲那时在三台,第一次派人去接,因当时的工作还处在秘密状态中,并没找到。以后托熟人托朋友打听,才把父亲从三台接回家中。

时代匆匆做着变迁,烈士的儿子如今在文革的背景中也来到三台,这好像暗示着我们父子二人与三台都有情缘。

以后这位冯大伯常来国哥家看我,这真是“情谊深,革命同路人。”有一次他带着笑容来到国哥家,要给我说个媳妇,他说女方漂亮,家庭条件好,又在村里当干部,门当户对。那时我血气方刚,潜意识中有了男女情爱的萌动,但在此时此地,我实在不敢谈婚论娶。我把口贴近冯大伯的耳朵向他解释,我还是个学生,沒成家立业的能力;我到三台来,这里面有一半逃难的意味。他听清了我的话,不住地点着头。作为媒人,多是热心腸,他说:“这事不能急,要看缘分。她现在出门去看望她姨娘了,回来后,你们见个面,说两句话再走下一步。”我不忍心一次次逆老人之言,就轻轻微笑了。

1969年7月22号,飞机撒下了中央布告,敦促两派立即上交枪支弹药,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响应中央号召,我们在三台的红卫兵很快回到了安新中学。

临近离别三台,冯大伯又来看我,说:“她还没回来,回来后再接着谈吧。”

回到安新中学后,我们在三台的同学很快被打发回乡劳动,考大学的愿望,已是“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到了水乡,与三台就形成县里西北东南遥遥相望的两个“边陲”,冯大伯操心之事也就不了了之了。以后按照命运的设计,我当了社员,当了教书匠,又考了大学,又继续当教书匠,一直在命运的轨道上循序渐进。

去年,三台山西村的一位朋友来保定看我,我把他请到家中,谈起往事,向朋友问起凌大伯、小庄大婶、赵小国哥以及冯大伯的情况,朋友说:“他们早就不在了。”忆往昔,心有余悲;念旧情,怀念好人。我就写下了这篇文章,算是一个曾受恩于三台的学子,对以上逝者的祭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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