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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与依附的变奏——雄安三县政区演变研究

administrator 2020-11-21 18:42 33 0

摘要:  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雄安新区涉及的地理范围主要是河北平原中部的雄县、安新、容城三县。本文拟从传统的政区沿革为视角,分析构成雄安新区主体三县的设置过程与演变脉络 ...

      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雄安新区涉及的地理范围主要是河北平原中部的雄县、安新、容城三县。本文拟从传统的政区沿革为视角,分析构成雄安新区主体三县的设置过程与演变脉络,并由此探讨三县的沿革特色、影响因素及在河北平原政区演变史上的地位。有关河北平原政区演变的研究,民国时有陈铁卿《河北省县名考源》等系列文章[1],上世纪后期则有《河北政区沿革志》[2]等著述逐渐问世。这类成果多是对政区置废的简要概述,有关白洋淀区域的政区沿革情况,尚待系统梳理。

一、分属不同州(郡)下的容城与归义

今天在行政关系上隶属于河北省保定市的雄县、容城、安新三县,虽然地域毗邻,却经历了各不相同的政区演变历程。三县之中,以容城县的设置最为悠久。对于容城县的初置情形与沿革变化,可从早期的正史地理志与后出的地理总志中考察。《汉书·地理志》中涿郡领有容城县[3]。当时的容城县治在今县治西北。容城县在西汉先属燕国,后属涿郡。除隶属关系变化外,容城县一度做为侯国。《汉书·地理志》称“容城,莽曰深泽”,则新莽时期曾将容城县改为深泽县。“容城”之名再次出现在正史地理志中是《晋书·地理志》。不过,容城县也并非迟至西晋才再度恢复。由《魏书·地形志》、《太平寰宇记》等可知,容城县在东汉时也隶属涿郡[4]。但在《续汉书·郡国志》中,涿郡领县中并无容城县。可以肯定的是,在《续汉书·郡国志》记载断限的东汉中期,容城县已经省并。而东汉光武帝在位时期曾有一次大规模的县邑省并,容城县可能在此时被罢废,又至迟在西晋时容城县已经复置[5]。

两汉涿郡在曹魏时改为范阳郡,西晋武帝又将其改为范阳国。由此,容城县在《晋书·地理志》中被记在范阳国之下。《魏书·地形志》中,容城县属于范阳郡,其沿革为“容城,前、后汉属涿,晋属,后罢。太和中复”[6]。受制于史料局限,容城县在西晋后何时省并已不可考,在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477—499年)恢复。

在两唐书地理志中,容城县是由遒县改置而来[7]。唐代容城县已非西汉以来的容城县。《元和郡县图志》中“容城”条下记“高齐省入范阳县”[8];又《太平寰宇记》记“高齐天保七年省并入范阳”[9],原容城县在北齐天保年间废入范阳县。自此,《汉书·地理志》记载的容城县消失。容城县在西汉至北齐时代,曾两度省并又两度恢复,最终被废。要考察唐代出现的容城县,需要回溯遒县的演变由来。

《汉书·地理志》涿郡辖有遒县,县治即今涞水县。遒县曾在北周大象二年(580年)省入涿县[10],隋开皇元年(581年),为保留遒县县名,将易州范阳县改为遒县,同时隋也不忘范阳之名,同时将范阳县移于旧遒县治所[11]。隋代的做法实际上是恢复遒县的同时将遒与范阳的治所进行了对调。隋代遒县唐初仍属易州,唐武德四年(621年),朝廷以遒县置北义州[12]。北义州废后,遒县仍回属易州,后于武周圣历二年(699年)至唐神龙二年(706年)一度改为全忠县。更名的背景是圣历元年北部突厥的南侵,遒县在此时“固守得全,因改名全忠县”[13]。天宝元年(742年),遒县改为容城。至此容城作为县名,在沉寂近二百年后再度出现并延用至今。容城县在唐代之前的频繁省并与复置,与各朝代不同的政治形势有关。如太和年间的北魏国力已有所恢复,人口的增殖带来了大规模的复县行为;而北魏后期和东魏的州县过度滥置,直接影响了北齐天保年间的省并。

唐初设置的北义州虽是招降纳叛的权置州郡,却产生了雄县的雏形——归义县。北义州除领有遒县外,还辖原属幽州之固安县,同时又另置归义县属之。归义县治今雄县治所西北。由《旧唐书·地理志》可知,归义县原为汉涿郡易县地,北齐时易县废入鄚县[14]。鄚县治今河北任丘市鄚州镇,归义县当分自鄚县设置。今雄县地域在分置归义县前,为鄚县西北部地域,并与容城接界。贞观元年废北义州时,归义县也被罢废,不过贞观八年再度恢复。归义县虽有权置用意,不过已经有了设县基础,因此才会恢复建置。归义县复置时改属幽州,景云二年(711年)改属鄚州,同年回属幽州。大历四年(769年),朝廷设涿州,归义县改属涿州。在容城(遒)与归义并存的唐代,两县除短暂同属于北义州外,其余时段分属不同的统县政区。

二、从依附走向独立:雄州、安州的设置

进入五代后,河北地区成为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地方政权与北部民族政权的势力交叉地带,辽会同元年(938年,即后晋天福三年),石敬瑭以河北、山西北部的十六州割予契丹,其中就包含归义的属州涿州[15]。易州则处在南北政权的争夺之下。辽会同九年在辽军南下灭后晋途中,易州归附辽[16]。后周世宗显德六年(辽应历九年,959年)的北伐促进了雄安地区的建置进一步发展。

显德六年三月,周世宗率军北伐,四月先后收复乾宁军(治今河北青县)、益津关、瓦桥关、淤口关(治今河北霸州信安镇),辽所置宁州[17]及原莫州、瀛州皆内附。五月,易州被攻克,至此后周共收复四州。鉴于瓦桥关、益津关的重要性,周世宗升瓦桥关为雄州,益津关为霸州[18]。二州定名“雄”、“霸”二字有震慑辽朝的意味。雄州治瓦桥关即今雄县治,“雄”作为政区专名开始出现在该地域。

雄州虽以关为州,也领有附郭县及属县。据《新五代史·职方考》,雄州治所为归义县,属县为原属易州的容城县[19]。在短暂同属北义州后,容城再度与雄县前身——归义县同属一个统县政区。只不过,雄州的规模比北义州还要小,仅领此二县。据《辽史·穆宗纪》,应历九年六月,辽复得容城县[20]。辽应历九年即后周显德六年,容城县在该年的归属情形为:先属辽之易州,五月易州与容城县同属后周,六月再度归辽。失去容城县的雄州仅领有归义一县并延续至北宋初年。

后周北伐虽基本止步于拒马河,却对拒马河北岸的唐代旧县念念不忘,如新设的霸州附郭县永清县[21],雄州归义县的设置也当如此[22]。在后周设置雄州、霸州后,以后周而言,有侨置于拒马河南的归义、永清二县;从辽代来看,仍然有自唐延续下来的归义、永清二县。拒马河南北两岸开始出现同名异地之县。雄州名称的出现与归义县治的移动,使得雄安地区继容城之后第二个县级政区至此成型。

北宋初年,与辽边境仍延续了后周的雄州、霸州一线。据《元丰九域志》,建隆四年(963年)曾复置容城县[23],雄州复领有二县。宋太宗端拱二年(辽圣宗统和七年,989年)辽军攻克易州[24],北宋南退至今徐水、满城一线。宋辽订立澶渊之盟后,以白沟河(即拒马河)为界河的边境线基本稳定。宋代相对丰富的史料,可为我们勾勒拒马河南北两岸的州县管理情形。

在同是元代人编修的《宋史》与《辽史》中,拒马河南北两岸同名各县的沿革记载有明显的详略区别:《宋史》中的归信与容城县记述只有复置与管辖各寨的名称;《辽史》中的归义与容城县则详记其汉唐以来的变化过程。这说明,在编纂者眼中,辽县才是因袭汉唐而来,宋县仅是侨置。不过,《辽史》在归义与容城县条下最后都有类似的记述,“户民皆居巨马河南,侨治涿州新城县”[25]。拒马河北岸的归义与容城虽然是旧县,然而户口都在河对岸的北宋一方。没有户口这一设县的必要根基,两县不得不侨治涿州新城县,使得新城县城一度容纳了三个县治。

与辽代缺失户口侨治他县不同,北宋的容城与归义(信)虽然占有相对更多的户口[26],县城却在辽代一方。《太平寰宇记》中的“仍移归义并易州之容城二县于城中”[27]即是北宋两座县城移治的明确记载。在宋辽分治的历史时期,拒马河南北的两组同名县没有一个县与唐代的县完全一致。辽县虽有旧县之名,却无一县之实,不得已侨治他县;宋县虽有一县之实,却无旧县根基,不得已侨置他处。唐代的容城与归义两县至此分化成宋辽均有的四个县级政区。

拒马河南北的宋县与辽县名称、县治既已划定,在户口管理方面仍有交叉管理现象,这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中被称为“两属”,以示与“全属南”民户的区别。拒马河并不能阻隔人员往来,是两属民户产生的基础。两属现象的由来,北宋人张希一在与辽人辩论时论及:“界河之禁,起于大国统和年,今文移尚存。白沟本输中国田租,我太宗特除之,自是大国侵牟立税,故名两属,恶有中国不役之理?”[28]两属民户向何方缴纳赋税是宋辽争论的焦点[29]。宋辽对两属户的管理虽有互相约束的条款,但实际上只是“彼此空文”[30]而已。

宣和四年(1122年),北宋短暂地囊括了原拒马河两岸的雄安地区,却很快失去了整个河北平原。金代在稳定占领河北平原后,面对的是一个因长期军事对峙产生的州军林立、辖境犬牙交错的局面。这之中尤以拒马河南北两岸的容城、归义(信)最为复杂,四县不仅名称近似或一致,县城寄治他处,且县治距离过近。旧县与侨县都亟待新政权的更置以便于管理。金代对各县的更改过程为:

(1)辽之容城县在重新回归金代的天会三年(1125年)改为安城县以别于宋之容城县[31]。对于宋、辽重名县的更改,金代采取的是以宋县为标准更改辽县的原则。金代将沿袭自唐的辽县更名,表明其更看重的是一县领有户口之实,而非旧县之名。这次更名后,拒马河北岸两县为安城、归义;南岸两县为容城、归信,同名的问题已经解决。

(2)皇统二年(1142年)将更名之安城县与辽之归义县各自废入原北宋之容城、归信二县。一河之隔导致的县治相距过近远非更易县名所能解决,故而有废县的举措。金代没有回溯历史而直接以户口更多的宋县为标准,减少了废县的行政成本,也再次表明户口多寡是设县的重要指标。

(3)容城县在金初仍与归信同治雄州城中,金代在归信县确定为雄州附郭县后,容城县已有了移出的必要。容城县的移治伴随着隶属关系的更改。泰和八年(1208年)容城县改属安州,贞祐二年(1214年)又改隶安肃州(治今徐水县)。容城改属后,雄州领有归信及由北宋保定军改置的保定县(治今文安县新镇),仍保持领有二县的规模。容城县的两次改属表明金代容城县的地位尚未确定。容城县的改属与移治造成了其与雄州的分离趋势,也增强了独立性,保证了其名称、县治、辖境的逐渐稳定。

金代对雄安地区政区建置的另一贡献是安州及属县的设置。安州原为北宋的顺安军,军治高阳县(今高阳县东)。天会三年改为安州,仍治高阳县。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将州治由高阳县迁往葛城,随后析高阳县置葛城县(治今安新县安州镇)。泰和四年(1204年)将原属雄州之混泥城改置为渥城县(治今安新县),改属安州。泰和八年,又以渥城县为安州治所。由安州两附郭县的设置,可知安州地域原为高阳县北境,并与雄州接界。

金代安州设置的初衷,是将北宋的军事建置转化为民事建置。由安州而设置的葛城、渥城两县与当地水环境密不可分。据《括地志辑校》,葛城又名西阿城,“以徐、滋二水并过其西,又徂迳其北,故曰阿,以齐有东阿,故曰西阿城”[32]。渥城得名于《水经注》之渥水[33]。二城因水得名,可看作水环境对该地域的早期影响。两附郭县设置与该地域的水环境发展有密切关系:金代安州南有唐河入境北流,西有濡水东流,合于州境内,又合为南易水过雄州至霸州。此外,金代安州为金主游猎主要地域。辽、金以游牧民族入主华北,其游猎本性保留的重要途径之一即是组织“春猎”、“冬猎”。《金史》中有多次帝王在霸州、安州游猎记载,如大定十年十月“甲寅,如霸州,冬猎”[34];承安二年春正月“丁亥,如安州春水”[35]等。在解决了自后周延续下来的同名异地县问题后,金代安州增置的两个附郭县奠定了今安新县境内两县长期并立的局面。安新县安州镇与安新县城,在金代先后成为统县政区治所。然而,二地的附郭县之争没有因设县而终止,而是一直持续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三、由属州到属县:三县分立格局的形成

金宣宗兴定二年(1218年),蒙古占领了包括雄州、安州的广大地域。蒙古对雄安地区的政区改置始于窝阔台汗十一年(1239年)。是年,金代保州(治今保定市)升为顺天路[36],同时将雄州及所辖归信、容城二县改隶顺天路。雄州隶属关系的更改,改变了其长期直属高层政区的情况。雄州自此作为属州,长期隶属治所在今保定市的中层政区。

元世祖至元二年(1265年)安州州县俱省,渥城县改为新安镇,省入雄州归信县;葛城县省入高阳县[37]。从并入各县的方位来看,葛城县向南并入同属安州的高阳县;渥城县则向东并入他州。金代置此二县时,即是分高阳置葛城,分雄州置渥城,因此二县地域实际上回归了原属地[38]。渥城省并时,“渥城”之名消失,“新安”称谓出现,开启了安州二县名称更改的进程。在省并之前,安州治所曾在元初迁移回葛城县[39]。

至元九年,安州重新设置,此时原安州地域内仅剩高阳一县。在恢复安州建置时,虽然省并的两县都被恢复,却有不同的命运:葛城县重新复置,并成为安州的附郭县。渥城改为新安镇后,复置时已为新安县,却改属了正在扩张中的顺天路[40]。两县的治所回迁、名称更改与省并地域的变化,表明在安州地域内,葛城地位的上升与渥城地位的下降。元代开启的将各州作为属州隶属中层政区行为,改变了隋唐以来州(郡)越分越多、领县越分越少局面,雄州、安州开始稳定地从属同一中层政区。

明初改路为府,雄安地区整体隶属保定府管辖。洪武二年(1369年)七月,雄州、安州附郭归信、葛城二县同时废入各州[41]。裁撤属州附郭县是明代改革属州的第一步。有别于河北平原在元代将中层政区扩大的改革方向,明代改革的方针是减少属州规模[42]。以雄安地区所在的保定府而言,洪武二年七月已将不辖县的安肃州与完州降为县,这也是雄州与安州的改置方向。裁撤附郭县后,雄州与安州仅各领有容城与高阳一县的规模。洪武六年五月,高阳县改属保定府,安州成为不辖县之州。次年,雄州与安州各自降为县,即雄县与安县。同时,容城县省入雄州。雄州之名,起自后周显德六年,至此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至今仍在沿用的雄县,雄安地区继容城之后第二个县级政区由此定型。

洪武七年七月,新安县并入安州[43]。单以洪武七年而言,雄安地区由元代的二州四县(雄州辖归信、容城二县,安州辖葛城,另有新安县属保定路)减少到二县(雄县、安县)。洪武十三年十一月,雄安地区再度恢复了容城、新安二县及安州,同时以容城改属保定府、新安改属安州。雄安地区建置恢复到一州三县的格局(安州及雄县、容城、新安)。明景泰二年容城县移治于拒马河北[44],即今容城县治。

清代中期虽有分置直隶州的政策,却并未影响到雄安地区的基本政区构架。雄安地区在清代的政区变化是新安县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六月裁撤入安州。新安县治与安州治相距过近,这应当是裁撤新安县的考量因素之一。安州地域较新安为广,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安废入安州的决策。在新安县废后,原新安知县的职责实际上被一分为三,管河与治理地方由安州州判执掌,实际上管理原新安县的日常事务。而赋役、断狱收归安州知州管理,显示出新安废入安州,不再独自为县[45]。废县后,原有学额、支出照旧,表明新安仍保留了一定独立性。新安县废后,雄安地区的县级政区数目降为三个,与今日持平。新安县罢废后,原为属州的安州因不再辖县,降为从属于保定府的散州,已与普通的县无异。

民国初年,雄安地区政区改置仍围绕安州展开。民国二年,《划一现行各县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公布,全国各厅、州名称均裁撤改为县,安州由此改为安县。次年,取安县、新安两处地名首字为“安新”县。安新县的出现,意味着雄安地区政区建置至此定型。

雄安地区政区的再次剧烈搅动始于全面抗战开始后。1937年八路军东进,开辟了广泛的敌后根据地。由于抗日根据地所占据的多是距离县城较远地域,或各县结合部,因此多有切割设县和联合县建置。共产党在雄安地区设置过的县先后有设县新安县[46]、之光县[47]、第一联合县[48]、白洋县[49]、容雄联合县[50]、容(城)定(兴)联合县[51]、新(镇)雄(县)联合县[52]。1949年初,新雄县撤销后,容城、雄县、安新三县恢复原建置。共产党建立的县级政区变动剧烈是受战争形势所影响。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普遍较小,且地处偏僻,又时常受到日伪军的侵扰,因此设县地域与县治经常不固定。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武装已有能力收复包括县城的广大地域,因此所设立的联合县不仅数目较少,时间也更为短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4月24日,安新县城由安州迁往新安,原安州改为安州镇。安新县治迁移至此终结。雄安地区的最后一次政区调整是在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为求县大而全,各地掀起并县高潮[53]。雄安地区的并县过程为1958年6月撤销容城县,分属雄县与定兴;9月23日又将原容城县整体并入徐水县[54];同年9月21日撤销安新县并入徐水县;10月2日将雄县与新城、涿县和涞水县西部合并为涿县。三县实际都已合并,雄安地区分属徐水县与涿县。不过,这次并县的尝试时间短暂,雄安三县中的安新县于1961年1月11日恢复建置,雄县与容城也于同年4月28日,次年1月复置。雄安地区政区演变至此结束。

四、走向雄安新区时代

雄县、容城、安新三县,虽设县时间有早晚之分,设县方式与演变历程也有不同,但地域毗邻将三者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河北平原县级政区历次调整中,雄安三县唯一没有明确经历的仅有北宋中期的省并,不过这是由雄安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的。在军寨密布的宋辽边境,北宋难以进行县邑省并。对雄安三县的沿革梳理,实际上就是对河北平原县制发展大势的考察。然而,经历的政区改革多,也说明雄安三县的政区稳定性不高。而与容城县同为西汉涿郡属县的涿县,虽有过名称与层级的变化,却始终没有罢废并延续至今,与雄安地区的政区改置形成明显对比。不仅如此,雄州、安州的出现,表明雄安地区已有相对独立的统县政区建置。然而,这种独立性却伴随元明清三代政区调整彻底消失,最终形成了今天三县分立格局。

雄安三县政区演变历程与其所处地理位置有密切关系。雄安地区距离河北平原的交通主动脉——太行山前大道有一定距离。远离交通干道意味着人员往来、经济发展都受到一定程度抑制。虽然雄安地区河湖密布,却并非漕运干道,这在以陆路交通为主的北方,自然无法形成较强的地域辐射力。在历次政区调整中,人口、财赋与地缘等就是中央政府的“卡尺”。雄安三县因此屡遭裁撤。元代在扩展中层政区管理幅度时,选择了治今保定市的保州,并将其周围各州作为保定路的属州,也说明长期以来,雄安三县的地域辐射力不强。

虽然自身规模小,却仍在屡次省并后再度复置,表明具体到该地区内,设置三县的规模能适应日常管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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