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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南长城及其蕴含的文化信息

administrator 2020-6-25 17:54 88 0

摘要:  战国时期,燕国在其南部疆域沿南易水修筑了一道长城,史称“燕南长城”,也称“易水长城”。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调查发现,燕南长城从西至东贯穿今保定市的易县、徐水区,雄安新区的容城县、安新县、雄县和廊坊市的文 ...

      战国时期,燕国在其南部疆域沿南易水修筑了一道长城,史称“燕南长城”,也称“易水长城”。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调查发现,燕南长城从西至东贯穿今保定市的易县、徐水区,雄安新区的容城县、安新县、雄县和廊坊市的文安县、大城县。燕南长城从初设、修筑到扩建,其军事防御功能与燕下都的确立有着重要关系,也与其南部的中山国、赵国和东南部的齐国密不可分。燕南长城遗存墙体、沿线城址以及遗物特征与风格,反映出战国时期燕国社会经济状况、生产力水平和文化风貌。燕南长城已经成为燕文化的特定符号和遗产,也是历史上“燕南赵北”文化交融地带的文化象征。在当今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过程中,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与意义。

      战国时期的燕国,不但有著名的北长城,而且在其南部疆域亦筑有南长城,即“易水长城”。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调查发现,燕南长城从西至东贯穿今保定市的易县、徐水区,雄安新区的容城县、安新县、雄县和廊坊市的文安县、大城县,总长约260km。它集重要的军事防御工程与防水工程于一身,历经2000多年,已经成为一种文化遗产。本文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对燕南长城的修建时间、社会背景、特征和功能进行探讨,并揭示其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

一、燕南长城的文献记载与考古调查

(一)关于燕南长城的文献记载

      燕南长城的文献记载,始见于《战国策·燕策》张仪谓燕王:“夫赵王之狠戾无亲,大王之所明见知也。且以赵王为可亲邪?赵兴兵而攻燕,再围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乃却以谢。今赵王已入朝渑池,效河间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云中、九原,驱赵而攻燕,则易水、长城非王之有也。且今时赵之于秦,犹郡县也,不敢妄兴师以征伐。今大王事秦,秦王必喜,而赵不敢妄动矣。”[1]1052《史记·张仪列传》载张仪说燕昭王内容与之相同[2]2298。在后世文献中对燕南长城记载最多的是郦道元的《水经注·易水》[3]1019-1044。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八五载后晋开运三年(946),“八月,李守贞言‘与契丹千余骑遇于长城北。’胡三省注曰‘此战国时燕所筑长城也,在涿州固安县南。’薛《史》:‘李守贞奏大军至望都县,相次至长城北,遇虏转斗。’”[4]2357这里所说的长城,就是燕南长城。明末清初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二“北直三·安新县”载:“长城,在县西北。自县境入安肃县界,绵延继续,势如冈阜。或以为古大堤,盖即战国时期燕、赵分界处。”[5]539《读史方舆纪要》成书于康熙年间,可知那时仍可见燕南长城。

(二)关于燕南长城的考古调查

对燕南长城的考古调查自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年代即已开始。1958年原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在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解村附近,发现“在瀑河上游东岸,残存夯土长垣一条,南起石龙山,北至黄山,沿河岸绵延10千米,……城垣夯筑,夯窝层次明显,每层厚10~24厘米,内含大都为东周时期的夹砂绳纹陶片和泥质灰陶圈足豆等”[6]538-540。1977年,在河北省易县曲村一带也发现长城遗迹,结合之前发现的长城遗迹判断,两者均为燕南长城的一部分。

1983年保定地区文物管理所、易县文化局燕长城调查组联合对易县境内的长城进行了一次调查。之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组织进行了燕南长城的考古调查工作,调查发现燕南长城大体上是沿着南易水而修筑的。徐浩生先生先后写出了《燕南长城的调查及其建筑年代考》和《燕南长城调查报告》二文[7-8],主要描述了燕南长城保定地段(含今雄安新区)大体走向及其墙体的状况与特征,重点是易县山体段的石砌特征和徐水段沿河而筑的夯土特征,并对燕南长城的修筑时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年代上限为燕易王称王前后,即公元前332—公元前311年之间,下限为燕昭王时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编写的《徐水县林水村战国燕南长城》一文,介绍了徐水县(今保定市徐水区)林水村东南5000米残存长城墙体状况与夯筑特征[9]。

1999年,河北省廊坊市文物管理处对文安县、大城县进行了针对燕南长城的考古调查,写出了《廊坊市战国燕南长城调查报告》一文,介绍了燕南长城在廊坊境内的走向,弄清了东马村为战国燕南长城的终点,还发现了此段长城沿线4处烽燧,并对此段长城4处墙体暴露点上的夯筑特征进行了描述[10]。

关于燕南长城调查总汇和研究,主要见于《河北省志·长城志》[11]13-19和《中国历代长城发现与研究》[12]125-128,133-134。关于燕南长城总体长度、具体走向、沿线主体建筑与分布,以及附属建筑结构与配置等,《河北省志·长城志》介绍得最为详尽,是我们研究燕南长城最为基础性的资料。同时也对燕南长城的功能作出了简明扼要的概括:“从燕南长城的走向、形制结构、与河流、湖泊的关系分析,它经历了堤防—长城—堤防(防水—军事防御—防水)的演变过程,具备了防水和防御的双重功能。”[11]15《中国历代长城发现与研究》一书总结以往考古调查研究成果,提出了燕南长城为拱卫燕下都而建,建筑时间在燕昭王前后,并与“乐毅伐齐”事件相关[12]134。

2018年6月至8月,为配合津石高速公路工程施工,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廊坊市文物管理处、大城县文物管理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位于廊坊市大城工程区域内的东段燕南长城进行了考古发掘。通过发现的少量典型的夹蚌燕式釜以及少量陶器残片,结合之前调查研究结果,初步推断城墙建筑年代为战国晚期。通过发掘,对燕南长城的修建方式有了准确的了解,验证了以往燕南长城的调查结论,即城墙的修筑顺序是:先平整并夯实浅黄色淤沙土,然后分层夯褐红色胶泥土为基础,其上用夹板夯筑城墙。此次考古发掘的燕南长城的主要功能是抵御洪水的侵袭,堤防功能大于御敌功能[13]。

上述文献记载能让我们了解到燕南长城在燕昭王之前已经存在,在战国晚期为燕赵分界处。1958—2018年的考古调查,使得燕南长城总体走向、墙体特征、附属建筑与配置特征已经基本清晰。然其具体的修筑时间、防御功能与作用发展演变以及对应的燕国国势的兴衰变化,还有很大的探讨和研究空间。

二、燕南长城的修建与燕下都的确立

燕国有史800余年,曾多次迁都。文献记载有“燕桓侯徙临易”[2]1878和“文公徙易”[3]1023之说,但被现代考古成果证实并揭示清楚的只有燕初都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董家林遗址[14]和燕下都武阳城遗址[15]1041。被史籍记载的并被一些学者、专家认为的“燕桓侯徙临易”的“临易”和“文公徙易”的“易”为今雄安新区容城县的“南阳”“晾马台”遗址的观点,至今并未得到最新考古成果的支持[16]。我们依从燕桓公和燕文公两次徙都为同一地点,即称为“临易”或“易”的地方都在河北易县燕下都范围内的观点,即“春秋后期,在今河北易县境内北易水和中易水之间建陪都武阳城,燕文公定都于此,战国时期,燕昭王又大举扩建,至秦灭燕,燕下都作为国都长达300余年”[17]。燕下都在燕国疆域偏南地带的北易水和中易水之间,其南不远还有南易水相护,燕国便因地因势制宜,即依南易水之势修筑了易水长城。

春秋到战国时期最剧烈的变化表现在国家数量的减少和各国疆域的扩大。经过300余年大规模的兼并,由春秋时期的140余国兼并为战国的20余国。战国时期既是一个战争频繁的时期,也是一个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在20余国中,力量最为强大的是秦、齐、楚、燕、韩、赵、魏。列国为了适应兼并战争的需要,都各自在发展经济实力的同时,不断增强军事防御能力。燕国占有今河北北部、山西东北部、北京、天津、辽宁西南部和内蒙古东南部,西和西南与赵、中山交界,东南与齐国为邻。

考察燕国君主世系有二文公,一位是二十三世燕文公(公元前554—公元前549年),即上述春秋后期定都燕下都的燕文公。另一位三十六世燕文公(公元前361—公元前333年),为战国时期,此燕文公在位28年,燕国处于稳定发展时期,也是势力壮大和上升期。公元前323年,三十七世的燕易王参加韩、赵、魏和中山“五国相王”之后,行天子制。此后相继的三十八世燕王哙(公元前320—公元前312年)是燕国的动乱期,几乎亡国。故此,笔者认同在燕文公末年到燕易王初年,燕国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物质基础,由于政治和军事需要,最初设计并修筑了燕南长城。“在墙体的夯土中,采集到一部分标本,它们既有商周时期的绳纹陶片,也有相当于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的夹沙灰陶粗绳纹袋足鬲”,考古调查发现,也给予了有力的佐证[7]。燕南长城最初修筑时间应为公元前334—公元前321年,较为接近真实历史。从这一时期燕国国势发展需要和南部疆域邻国关系看,其主要功能是拱卫燕下都的安全和抵御中山国的侵扰。

三、燕南长城的防御功能与中山、齐、赵关系考察

在战国时期,随着燕与中山、赵、齐三国关系的变化,燕南长城的防御功能与作用也是不断变化的。

首先,燕、中山关系与燕南长城初设。关于中山国,《史记》并未为其君王列传,中山国之史料,则见于《史记·赵世家》和《战国策》简单记述。根据《史记·赵世家》赵献侯十年“中山武公立”,《索引》引《系本》云:“中山武公居顾,桓公徙灵寿……”[2]1797公元前406年,中山国为魏国所败,但不绝祀,桓公复国后并在公元前380年前后定都灵寿。之后便多与赵、魏相瓜葛。公元前369年,为抵御赵国的进攻,中山国筑长城。考古调查发现,今河北省唐县至曲阳、顺平到涞源境内现存一段中山长城遗迹,总长约89km[11]26。公元前327年,中山王厝即位,逐步国富兵强,开拓疆土,国力达到鼎盛。公元前323年,中山国君与韩、赵、魏、燕五国国君共同称王。

燕国在燕文公时期和燕易王此前十年的发展,已进入战国时期的大国和强国之列,利用燕国南部疆域的天然屏障——南易水河初设并修筑了燕南长城以防中山。然而,在公元前315年,齐宣王趁燕国“子之之乱”攻破燕国。中山国也出兵攻燕,得“方数百里,列城数十”。上述史料虽未见史册,但被考古发现的中山王厝鼎和方壶上的铭文记载下来[18]。由于燕国内乱,在齐宣王和中山国共同破燕的战争中,燕南长城并未发挥出任何的防御作用。

公元前296年,中山灭亡,其领土多归赵,燕南长城自此便不存在防御中山的作用,防御对象主要是赵、齐两国。此后至乐毅伐齐,燕南长城的防御对象集中在齐国身上。

其次,燕、齐关系与燕南长城修筑。公元前386年“田氏代齐”,并取得周天子的承认,立为诸侯国,沿用齐的国号。自从中原地区的韩、魏、赵“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再加上原有的秦、楚、燕三国,于是出现了七雄并立而相互兼并的趋势。在中山国、宋国相继被灭亡和兼并后,七雄逐王、战争连绵不断的局面一直延续到秦统一为止。

燕齐之间,从齐“田氏代齐”到齐宣王趁燕“子之之乱”而破燕的60余年间,战争不断。据史籍和考古发现,燕釐公二十三年(公元前380年),齐袭燕占燕之桑丘(今保定市徐水区西南),韩、赵、魏出师伐齐救燕,桑丘归还燕国。燕釐公三十年(公元前373年),燕齐交战于齐地林营,燕军胜。燕文公七年(公元前355年),齐军入侵燕之泃水,为燕军所败。燕王哙六年(公元前315年),齐联合中山趁燕内乱而破燕,齐军占领燕都,“毁其宗庙。迁其重器”。中山得地“方数百里,列城数十”,燕几近灭亡。赵、魏、韩等国主张“存燕伐齐”,赵武灵王使乐池将在韩国作人质的燕公子职送回燕国,在战乱后的第四年即公元前311年登基,是为燕昭王。文献记载燕国的易水长城,也就是在燕昭王登基后,张仪为秦国说燕昭王内容中提到的。故而后世研究者多以此认为燕南长城修筑于燕昭王之前。

齐、中山灭燕是燕国的一奇耻大辱。燕昭王登基后,便立“欲雪洗先王之耻”之愿,招贤纳士、励精图治,恢复国力,稳定发展,不断强大。在对齐国的关系上,燕昭王使苏秦入齐反间,助齐攻宋以削弱齐国的实力,同时“恶赵齐之交”以孤立齐国,理顺了燕国的外交关系,得到了秦、韩、魏、赵等国的支持。经过28年的苦心经营,“燕国殷富,士卒乐战”。公元前284年,乐毅为“燕赵共相”和上将军,统帅五国联军以伐齐,先后攻下齐国都城临淄等70余城。

从燕昭王即位到乐毅伐齐的28年期间,先是恢复失地,然后在与赵、中山、齐交境地带,再度修筑易水长城,以加强防御赵、中山、齐的力量。在公元前296年赵灭中山后,燕国主要目标是伐齐复仇,重点加强与齐国接壤地段的易水长城修筑。由此可以说,燕南长城即易水长城从初设、修筑到加强,从燕文公、燕易王到燕昭王时期,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

乐毅伐齐之役,最终因燕昭王去世,惠王以骑劫取代乐毅,形势转逆,最后齐国田单大败燕军,收复失地。但齐国的国力由此受到了极大打击和削弱,对燕国不再构成较大威胁。此后燕南长城因为战国晚期局势的变化,其主要的军事防御作用和对象转移到燕赵关系上。

第三,燕赵战事与燕南长城的功能。公元前453年,赵氏、魏氏、韩氏三家尽分晋地,赵国初立。公元前386年,赵敬侯迁都邯郸,谋求向中原地区扩张。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进行“胡服骑射”改革,赵国实力大增。赵惠文王承武灵王功烈余荫,保持赵国最强态势。在与燕国的战争记载中,除燕孝王三年(公元前256年),燕攻赵之昌城而拔之为胜仗外,其他战事皆以燕败。一是燕王喜四年(公元前251年),燕国以赵国“长平之战”败后国势下衰而伐赵,不料被赵反击直至围困燕都,迫使燕国请和方才退兵。二是燕王喜五年至七年(公元前250—公元前248年)赵军三战燕军再围燕都。三是燕王喜十二年(公元前243年)赵将李牧攻燕拔燕之武遂(今保定市徐水区西南)、方城(今河北固安县西南)。四是燕王喜十九年(公元前236年),赵派庞煖攻燕,取狸(河北任丘市东北)、阳城(河北唐县东南)。此外,在燕王喜八年(公元前247年),赵迫于秦的压力与燕易土,赵以龙兑(今保定市满城区东北)、汾门(保定市徐水区西)、临乐(河北固安县西南),易燕之葛(今安新县西)、平舒(廊坊市大城县)和武阳(易县东南)[2]1829①。由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在战国末年燕赵战事中,燕国屡被赵国所败,不论赵败燕之战场,还是赵伐燕之地,多在燕南长城附近。燕赵易土中的一些城邑,多在长城沿线,有的在燕南长城之北,甚至下都武阳亦多次被赵军围困。由此说明,由于燕国国势的迅速衰败,燕南长城防御功能几乎丧失殆尽,燕国无力亦没有必要和可能再次大规模修筑了。

四、燕南长城特征及沿线遗物折射的燕国社会和文化

考古调查与发掘发现,绵延260km的燕南长城共有关城、烽燧9处,古遗址25处,并出土了大量不同类别的遗物,其中不少遗址与当时的屯戍有关[11]15。通过考察燕南长城遗存的墙体特征、沿线附属建筑与配置,以及这些遗址、遗迹、遗物特征,可以窥见当时燕国社会经济和生产力发展状况以及文化风貌。

首先,规模宏大的燕南长城与燕国疆域的辽阔和实力的强大相对应。文献记载,战国时期,燕国的疆域比之前空前扩大,实力空前增强。《战国策·燕策一》载:“苏秦将为从,北说燕文侯曰: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两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七百乘,骑六千匹,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粟之利,民虽不由田作,枣粟之实,足食于民矣。此所谓天府也。夫安乐无事,不见覆军杀将之忧,无过燕矣。”[1]1039①

在战国初期,亦即各诸侯国修筑长城的初期阶段,各诸侯国利用地形地势,因势就便,堑山削壁,加高河堤。有石处石砌,有土处夯土,以求实效,基本上都是在各自易受他国威胁的边境地带开始构筑。随着社会的发展,再不断地修筑完善。而作为北方大国的燕国,从西周封国就一直发挥抵御北边戎狄部族侵犯的功能和拱卫王室的作用。进入战国时期,燕国一方面依然北抵戎狄部族的侵扰,一方面又在南部赵、齐、中山等强国的兼并战争中生存、发展。在燕昭王之前的燕文公和燕易王时,与赵、中山和齐国修筑长城的时间相对应,燕南长城已初设和修筑。随着昭王时期燕国的复兴,在诸侯争雄的兼并战争中,扩建燕南长城,以防御中山、赵、齐三国的侵犯,反映了燕国已具有雄厚的物质基础。

考古调查发现,燕南长城自西向东,起自保定市的易县西南狼窝尖山脚下,向东沿南易水流域,途经徐水,进入雄安新区的容城、安新、雄县,再往廊坊市的文安县,止于大城县。起山地、顺河堤、跨淀区、穿洼地,绵延260公里,可谓工程浩大。时与中山、赵国、齐国相邻,可谓功能重要。保定市段的易县和徐水段烽燧、关城、古城址数量多亦较为密集,如徐水遂城、大马各庄遗址面积较大,位置较重要。一则北拱燕下都,二则南防中山国。雄安新区段古遗址较少,且多位于安新县城以西段。此段长城在赵灭中山后,处于燕南赵北的分界线,加之受水域影响,燕赵之间的战事文献记载少见。廊坊境内文安、大城段长城古城址、烽燧、古遗址较多,相对密集,可能与昭王时期乐毅率五国之兵伐齐有关。

其次,长城墙体和附属建筑与燕国经济发展及生产力水平相印证。考古资料表明,在燕国的广阔疆域内,出土了大批的铁农具,亦见有冶铁遗址,说明燕国在战国时期冶铁业的发展和铁农具的广泛使用。铁农具的广泛使用,促进了农业耕作技术的进步,加速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时,冶铁业的发展为手工业提供了有利条件,进而又为城市建设和商业、交通的发展创造了重要的物质条件。战国后期,燕国已采用渗碳制钢技术,制造生产工具和剑、戟、矛等兵器。这种渗碳制钢技术,适应了当时社会大变革中发展生产需要和战争的需要,对于革新生产技术、扩大社会生产和改变战争的方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47,50-51。

考古调查发现,燕南长城首起的山体段以及烽燧建筑所砌之石块,其所用打造、修整工具当为铁制品。暴露残存在地表的燕南长城易县、徐水段墙体特征及其夯土版筑技术,经勘察测验,与燕下都故城遗址残留的墙体特征[15]14、南水北调徐水段考古发现的东黑山遗址墙体夯土版筑技术特征[20]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同样雄安新区的安新、容城和雄县河堤,廊坊市大城最近考古发现的长城基址、墙体夯土版筑,都离不开铁制工具的使用。考古发现战事所用的三棱箭镞的箭杆皆为铁制。故此,可以说燕南长城及其附属建筑的工程成就,正是燕国当时经济发展和生产力进步的具体标志。

第三,燕南长城沿线出土遗物与燕下都乃至燕国同类遗物特征相统一。考古调查发现,在燕南长城沿线关城、烽燧和古遗址出土的战国文化层的陶质类遗物,如釜、鬲、鼎、罐、壶、盆、豆等生活器物及残片,板瓦、筒瓦、瓦当等建筑构件,流通、交易货币——燕国刀币,以及战事所用的三棱箭镞等青铜制品,其特征和风貌都与燕下都乃至燕国疆域其他类遗址出土同类遗物,表现出了强烈的一致性[21]。尤其是徐水大马各庄遗址出土的“双龙饕餮纹”瓦当,大城县完城遗址出土的“兽面纹”瓦当,大城郭底村遗址和八方遗址出土的“植物纹”瓦当,在形制、规制、内容题材以及艺术风格上,与燕下都以及燕国其他城邑遗址出土同类纹饰瓦当,极其相近[22]。此外,刀币反映了燕国战国时期燕南长城沿线地带商品交换、贸易流通。铜镞与军事防御以及边境战事相关,一些城址就是长城沿线的重要屯戍点。

总之,燕南长城不论其特征,还是其功能与作用,凝聚和折射出了燕国在战国时期社会发展的重要历史与文化信息,成为燕文化极富代表性的符号。这对于研究燕国的历史进程和文化特色,以及当前雄安新区建设和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的地域文化传承与影响,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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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and Cultural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South Yan Great Wall

Wu Qingjun

(College of History,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2,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Yan country built a Great Wall along the southern Yishui in the southern territory. The history was called “South Yan Great Wall”, also known as “Yishui Great Wall”. According to literature records and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South Yan Great Wall runs from west to east through Yixian and Xushui Districts of Baoding City, Rongcheng County, Anxin County, Xiong County of Xiongan New Areas, Wenan County and Dacheng County of Langfang City. From the initial establishment,construction to expansion, the South Yan Great Wall has an important relationship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Yan Lower Captial, and it is also inseparable from the southern countries of Zhongshan, Zhao and the southeast Qi. The remains of the South Yan Great Wall, the city sites along the lin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tyle of the relics reflect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productivity levels and cultural features of the Yan State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South Yan Great Wall has become a specific symbol and heritage of Yan culture, and it is also a cultural symbol of the cultural integration of“South Yan and North Zhao”in history. In the current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eijing-Tianjin-Hebei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Xiongan New Areas, it has important research value and significance.

Key words: South Yan Great Wall; cultural information; cultural integration.

 

(稿件来源:保定学院学报2020年5月第33卷第3期;作者单位:河北大学历史学院)

(题图:商红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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